题：乡村振兴为何是上海“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

作者 樊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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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松江区石湖荡镇，从浙江奔流而来的圆泄泾与源自江苏太湖的斜塘江在此汇合，形成上海母亲河黄浦江的源头“浦江之首”。

而地处这一三江交汇之处的东夏村，近年来也在“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中，凭借着“浦江之首”独特的风景资源优势，以旅游服务业带动三产融合、城乡融合，凸显松江“米文化”、江南“水文化”特色，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吸引年轻人“回流”创业，村民原地“创业”“再就业”，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乡村“共富”之路。

这只是近年来上海乡村振兴中涌现出的“样本”之一。数据显示，当前上海已累计建成乡村振兴示范村112个，乡村新业态涉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总部经济等十余种，首批9个示范村集体总资产增幅由2018年的约7%提高到2021年的80%以上。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展示窗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90%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因何要将乡村振兴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传开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乡村振兴不是就乡村论乡村，而是要通过促进城乡协同联动和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然路径。”

因此，“高度城镇化的上海，有条件有能力以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率先重塑新时代城乡关系，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起到示范作用，打造全球城市城乡融合示范样本，”杨传开说，“这也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必须回答的问题。”

专家们指出，世界大都市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城镇化水平超过50%以后，一是农村的稀缺性和多样化功能逐步受到重视，城市开始反哺农村；二是城市对乡村的资源依存度将逐渐由功能互补性取代。

“乡村地区是未来国际化大都市空间和功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以‘国际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与都市乡村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协调性和融合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于秋阳观察到，当前上海正在通过构建特色产业，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塑造世界级城市乡村经济社会新形态。

事实上五年来，上海的五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依据其不同的地缘和自然资源禀赋，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标识，构建起三产融合的产业链，引导乡村经济自我“造血”，推进城乡融合进程。

例如围绕特色稻米产业，松江区兴达村打造“八十八亩田”叶榭软糕非遗文化品牌；围绕都市预制菜消费趋向，金山区建设“都市中央厨房”预制菜特色产业园区，一头连接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等，一头连接餐饮业和居民消费；崇明区园艺村则组织675户农户抱团打响“崇明黄杨”品牌，全村造型黄杨年销售收入可达4000万元。

东夏村“有米产业社区”运营方上海思尔腾茸城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策划运营经理孙兴龙介绍，该社区与上海“浦江之首”文化IP形成产业互促互补模式，社区与上海户外联盟合作打造骑马、射箭、露营、皮划艇等游玩项目；村民围绕“米文化”开设特色餐馆、奶茶店等，平均月收入可增加5000元左右。在规划中，民宿、乡村美术馆、酒吧、咖啡店及大米再生体验馆等将陆续建成开启，这些乡村新业态吸引游客前来，深度了解“浦江之首”之于上海起源、发展的文化历史蕴意。

于秋阳指出，上海乡村产业一是通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互惠合作；二是通过系牢市场和品牌的纽带，搭建一产“接二连三”的桥梁，最大程度实现价值溢出效应；三是其大力培育的新产业及业态如文化、电商、体育、康养等，十分符合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

杨传开则表示，背靠超大城市是上海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好地支撑起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而同时，乡村也为城市科技、人才、资金的流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上海如何进一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都市-乡村”新图景？

杨传开指出，上海应引领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的多层级发展空间体系。“当前新城能级偏弱、新市镇定位模糊，100余个示范村相比全市逾1500个行政村而言仍显不足。”

于秋阳建议，上海一是应突出数字经济优势，积极推动数字信息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各环节的应用，导入形成特色现代服务业；二是应依托示范村，推进特色产业连片式、集群化发展。“在面向2050年，上海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进程中，应逐步形成宜工宜农、宜商宜旅、宜居宜业、宜文宜教的乡村发展生态，使乡村发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完)